高校美术教育是我国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实现高校美育的必由之路。我国高校美术教育要继承与发扬我国传统美术文化、生成与践行高校五育融合理念、培育与提升学生艺术创新能力、重视与加强高校美术课程思政。当前,我国高校美术教育面临漠视传统美术文化的承续、忽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轻视实践课程教学、课程思政的效果不佳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我国高校美术教育发展应进一步构建政府—高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开发美术理论与实践互动交融的课程体系,推进高校美术教师的专业发展与育人能力,健全高校美术教育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机制。
家校冲突是家校合作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能够为我们反思与改进家校合作提供契机。导致家校冲突的原因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有利益冲突,有权力冲突,有角色期望与感知的冲突,有沟通冲突。应对之策:修正观念偏差,采取差异化的家校冲突应对方式;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平衡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和家长的教育参与权;提升家校沟通质量,重建教师和家长的信任关系;完善教师教育和家长教育,开展家校沟通培训指导。
大学治理需要完善的制度,也需要良好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两座基石。制度与文化存在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审视大学治理可以发现,大学制度建设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大学文化建设忽略与制度的关系,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的沟通机制缺失。要想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推进大学治理,还需要在制度与文化互动关系中认识大学治理,立足中国特色来建立独特的大学文化,以文化为基推动大学制度建设。
劳动教育政策是劳动教育开展的依据。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教育政策历经摸索期、初建期、迷失期、调整期、转型期和创新期六个阶段,呈现出逐步明确五育并举、更加关照人的发展、注意彰显时代需求、督导评价日臻完善的演变趋向。百余年的探索历程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启示。面向新的时代要求,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实施要保证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与多主体协调、自上而下推进与自下而上反馈两方面的结合;评估要基于政策内容、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和影响三个层面;调整要强调横向上的多主体联动与纵向上的多阶段协调。
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的历史嬗变,先后经历了非同步出现的弱关联阶段、同步存在的明显交互阶段、多元联动的整合发展阶段,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入深度融合的一体推进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对三者关系的重构调整中,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形成了一体联动的协同运行关系,其中,教育是协同运行的基础,人才是协同运行的纽带,科技是协同运行的动力;三位一体的“三角协调”运行、良性互动的“循环互促”逻辑、衔接互补的“融合联动”发展,是三者一体协同推进的根本逻辑。三者关系的正确处理需从不同维度分别以三者各自为核心集中采取措施:聚焦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聚焦人才的主体性支撑,实施人才引领驱动;聚焦科技的动力性作用,强化科技自立自强。
如何有效治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是一项颇受关注的重大民生工程。“双减”政策作为治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一记重拳,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诸多讨论。诚然,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应准确理解政策意图,而且要理性反思政策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通过调研和理性检讨,从政策评估的视角来看,“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可能面临负担转移、职业倦怠、质量盲区、实质性不公平、资源不足和社会支持弱化等挑战,这会削弱“双减”政策本身的实施成效。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强化政府治理的权责关系,明晰社会治理的引导作用,突出学校内部治理的主动作为,提升系统治理的协作效能和探索因地制宜的治理张力。
社会情感能力对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减少学生问题行为以及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等方面均有显著影响。然而,社会情感能力影响学业成绩的具体机制尚不明晰。本研究通过对539名小学生的调查分析发现,社会情感能力可以预测学业成绩,学业情感、学习策略、师生关系在社会情感能力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建议,学校要重视并培养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学校要结合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改善小学生的学业情感和学习策略,教师要在为小学生提供支持性环境的过程中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
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性既包括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性,也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在推动思政课建设上的协同性,其基本特征是总体性、开放性、差异性、矛盾性。思政课建设协同性的内在理据是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现代协同学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同观念。为了不断增强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性,必须着力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意识和能力,为增强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奠定基础;必须营造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浓厚氛围,为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提供支持保障。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基于党的全面领导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基于国家需求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基于“人民至上”立场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构建、基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征。高等教育学者需要秉持学科独特的立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现象,探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模式和学说。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已具备“中国式”基本样态,仍需强化“中国式”基本遵循,更需注重“中国式”使命担当。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宜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科学研究规律,以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人民群众的期待为导向,循序渐进地开展创新与改革,更加重视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改革。
评价品格是教师评价素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求真、求善、求美三重向度的内涵:求真层面指向的是将教学评价之事“做好”以有效达成评价目的的科学化品格,主要包括直面成效的求实精神、评价自主的批判精神、包容他见的融通精神、质量至上的工匠精神;求善层面指向的是将教学评价之事“做对”以规范地展开评价活动的伦理化品格,主要包括以评促长的仁爱心、公平待生的公正心、守职担责的责任心和合作协调的共进心;求美层面指向的是将教学评价之事做好做对的意义化品格,主要包括愿景驱动的评价信念、生命内化的评价使命与个性彰显的评价风格。
新高考数学不分文理并非新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省市曾采取高考数学不分文理的方式,但皆以失败而告终,其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旧”高考数学文理分科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具有文理分科的制度基础,二是高校各专业对数学的要求不同,三是具有引导中学数学教学的现实需要。当前新高考数学不分文理所遇困境与以往较为相似,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多样化与可选择性是新高考数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既可破解现实困境又符合时代需求。根据新高考数学实行的环境,近期可仿照类似数学文理分科的思路,将新高考数学科目试卷略分为数学(1)与数学(2)两种难度。
学前教育师范生在幼儿园参加教育实习时所收获的现实感受,会影响他们对幼儿园教师职业的认同和在幼儿园工作的从教选择。本研究以完成教育实习的12名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借助场域理论,实证分析了公费师范生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同状况以及从教选择。研究发现,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高校与幼儿园场域间、权力场域与实习场域间等多种张力和具体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主动反思的惯习;公费师范生高度认同幼儿教师职业对儿童发展的内在专业价值,但对其外在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的认同度低,并对幼儿园教师这个职业表现出“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1979—2000年)、发展期(2001—2010年)、成熟期(2011—2020年)、深化期(2021年至今)。已有课外补习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深层困境:一是已有多数研究侧重课外补习需求方的视角,缺乏课外补习供给方视角;二是已有多数研究着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缺少理论建构研究;三是已有多数研究滞后于政策出台和实践发展,研究的前瞻性不足;四是已有多数研究专注国内课外补习问题,鲜有课外补习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未来应加强对课外补习供给方的研究,丰富课外补习研究视角;加强课外补习理论研究,构建课外补习研究理论框架;推动课外补习多学科交叉研究,拓展研究学科视野;加强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倡导混合方法研究;强化课外补习治理政策评估研究,为课外补习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教育发展目标,也是教育学研究的努力方向。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学研究的旨趣所在。新时代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对教育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导向,教育学创新发展需要进一步建构系统化的教育学学说;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丰富发展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实现教育学研究视域的融合。
随着具身认知的发展及其在其他学科的渗透,道德具身性和具身德育逐渐成为当下的研究热潮。具身道德超越了理性、认知与直觉、情感的二元对立及这两方面的机械相加,强调道德根植于身体及其在世行动和经验,基于此的具身德育关注道德主体寓居于周遭的具身化存在与发展,为解决道德教育中存在的抑身扬心和种种割裂问题提供了路向。但具身德育研究尚处于初始建构阶段,存在着深度和系统化不够、缺乏与已有德育理论的对接、忽视文化特殊性等问题或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地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具身德育思想,并基于多元的证据、融合的方法和开放的视野,系统化建构更加坚实的具身德育理论与实践。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教育教学模式的特殊性,导致学生受西方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影响较深,因此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特殊性、复杂性与紧迫性。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思政育人的重要手段,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所具有的课程建设模式国际化、课堂教学内容国际化和教师队伍中外混合等特点,给课程思政建设带来较多现实困难。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可以解决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颜色”淡化、退化问题,给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课程打上“中国红”。本研究从思想引领、建设原则、建设重点、建设关键、建设难点等五个方面提出保证课程思政有效性的举措建议。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进历程大体可分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教育萌芽期、以维护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教育雏形期、以综合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教育奠基期和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国家安全教育发展期四个阶段。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呈现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从注重传统安全走向坚持总体安全,从以社会教育为主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学校教育的特征。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应明确教育宗旨,提升全民国家安全素养;加强整体规划,完善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多元主体参与,保障国家安全教育全面实施。
基于多元领导理论、教师合作理论和文化自我表征理论,本研究探讨了初中校长多元领导对教师合作的影响及集体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共获得1 110份有效的样本数据,并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初中校长多元领导对教师合作有正向影响,与教师集体效能感也显著相关;同时教师集体效能感在初中校长多元领导对教师合作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本研究认为在教育实践中应重点关注校长领导与管理方式的优化,进而促进教师合作的有效生发与持续改进。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提升综合国力、推动经济复苏、扩大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采取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健全留学服务体系、多渠道完善保障机制、推动多边人才的培养与流动等策略,从而形成高等教育合作网络,以吸引国外尖端人才并确保科技创新优势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并增加财政收入,输出价值观并扩大国际影响力。后疫情时代,国际化在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风险的同时也蕴含着多种机遇,我国应在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益经验,提高留学教育水平与留学生服务水平,扩大留学生双向流动规模,同时要增强文化自信心,并关注时代变化,适时发展在地国际化,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开展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研究,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又具有鲜明的应用价值。聚焦这一研究问题,已有研究者在终身学习研究、学习型社会研究、终身教育研究、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研究四个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具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这具体表现在历史研究需要进一步重视;比较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并加强与现状研究的结合;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优化。为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研究,我们应明确研究目标,规划研究思路;厘清研究内容,把握核心问题;拓宽研究视角,实现研究创新。
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其本质上是生命教育。在生命教育视域下,研学旅行应以回归生命、回归生态为旨归,着力于学生的生命体验、生命理解和生命表达。在具体实施中,为了发挥研学旅行功效,优化学生生命样态,应“调转”站位与视角,让学生成为主体;引导学生“眼睛向内”,通过体验认识生命;帮助学生学会对生命负责,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存力。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目标。党的二十大持续关注各级教育的协同创新与共同发展,教育体系建设应向综合化与精准化方向迈进。教育是全民终身成长的母机,是强国的本质要素,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应发挥引领性、奠基性、全局性作用,尤其应将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作为优化民生设计的国家治理核心目标。当前教育体系的基本问题为,职后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大大弱于职前教育体系,产业界在就业创业创新上,没有营造全民优质终身学习与成长的环境,无法为全民智力致富提供可持续上升通道。构建服务全民职后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与分类管理的重中之重,高校职能交叉的科教合一、产学共荣,是群体奋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补之课。
中小学教研流于形式,未能充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普遍现象与学校管理制度密不可分。本研究从学校管理者的视角通过对B市X区中小学教研的调查发现,学校一方面面临着开展教研的“硬规定”压力,另一方面却只能对教师开展教研的行为做出“软约束”。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和教师自主权的缺失以及双方委托—代理关系所导致的弱激励。要化解中小学所面临的“硬规定”与“软约束”并存的困境,就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学校和教师的教研自主权,转变教研评价方式,培养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打造研究型学校文化。
课程标准建设是近十年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调查发现:课程标准建设主体多元化,但行业企业参与的主动性不够,课程专家参与不足;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区域、行业及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总体要求,但在研制过程中遇到困难;课程标准的实施程度总体较好,但仍有少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不使用课程标准;修订后的课程标准较好地体现了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变化,但对情感、态度的要求尚不够明确、具体;在课程标准的研制、实施和修订等方面,不同教师群体、地区、专业水平、院校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应从推动多元主体参与课程标准建设、强化教师的专业化培训、科学规范研制和修订课程标准、规范化实施等方面系统提升课程标准建设质量,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制度和物力财力保障。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既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和深化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机遇。以适应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指向,中巴高等教育合作在助力经济转型发展、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智力支撑、搭建学术研究平台上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对标“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目标,中巴高等教育合作在内外环境、行为主体、合作办学和语言联通等方面仍存在很多亟须解决的难题,面临着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合作主体范围不广、合作办学力度有限、语言力量薄弱等现实挑战。为此,中巴高等教育合作应从加大教育开放力度,推动多主体合作,加强合作办学项目,加快培养语言人才等方面积极寻求解决对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式教学法具有深刻的生成逻辑和丰富的价值意蕴,对讲好思政课具有重大意义。其生成逻辑表现为:在课程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决定其必然性;在教法逻辑上,独白式教学的单一性决定其必要性;在学情逻辑上,对象与学科的统一性决定其可能性。价值意蕴在于:实现建设性与批判性的统一,筑牢信仰之基;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锻造时代新人;实现主导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促进教学相长;实现灌输性与启发性的统一,于无声处化人。实施对话式教学法的主要路径是:教——预设理论框架,加强引导总结;中介——设置良好话题,激发学生兴趣;学——积极发言倾听,协同共建共享。
公民素养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与能力,由公民知识、公民意识、公民技能、公民行为四个具有内在的知行合一关联的要素构成。对我国9个省份的17所高职院校的1 821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综合剖析高职学生公民素养的现实样态后,发现高职学生公民素养呈现出公民知识的“累积”与“碎片”并存、公民意识存在“强认同”与“弱体验”反差、公民行为的“他律”与“自律”偏在、公民技能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结构失衡等特点。优化高职学生公民素养,应以公民素养四维要素为经,以高职学生公民素养现实样态为纬,采取“零存整取”方式,重构校园体验文化,创设公共参与渠道,甄选多样化活动,等等。
拉格是美国社会科课程的奠基者,其基于社会重建的社会科课程思想和广泛发行的拉格教科书给刚成型的美国社会科课程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前景。拉格的社会科课程思想体现在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行动能力为目标、以学科综合与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统一为课程编制原则、以社会问题的呈现为课程内容重点、以教科书为课程思想传递的载体四个方面,同时呈现出保守与进步的博弈、儿童兴趣与社会需要的调和、教科书作为课程改革载体的优势和限度并存这三个突出特点。透视拉格的社会科课程思想,不仅有助于把握美国社会科课程的深层脉动,于我国的中小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改革也有助益。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已形成主要政策框架,但在执行中尚未取得整体性进展。用政策网络理论划分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执行中的网络结构和利益主体,剖析其网络互动关系,发现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的权责分配不均衡、府际网络内各行动主体间资源依赖具有非对称性、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互动迟滞、生产者网络内有利益冲突与议题网络结构性缺席等困境。为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平稳有序执行,要完善政策顶层设计,合理调整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权责分配;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疏通府际网络各行动者互动关系;强化监督与指导,促进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互动;畅通生产者网络,赋予议题网络中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表达权。
作为基础教育领域中一种新的学习方式,跨媒介阅读具有复杂性、真实性和融合性的特点。复杂性,即赋予语言“多元化”的表现形式;真实性,即超越课堂的真实生活场景;融合性,即不同媒介之间形成交互的共生关系。跨媒介阅读在实现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存在着三重关系困境:一是跨媒介信息的复杂性与审美体验的发展性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二是跨媒介阅读的真实性给审美体验的精神超越带来挑战;三是跨媒介信息的融合性与个体审美体验的自主性之间存在矛盾。基于此,需要建构学习者共同体以应对跨媒介“复杂性”信息给审美体验带来的挑战;营造跨媒介阅读“真实”情境,激活学习者的审美体验动机和期待;凝聚多种教育合力,消除跨媒介阅读中“融合性”信息对学习者自主审美体验的迟滞。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坚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同向同行。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系统的话语表达体系,展现出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教育理论知识体系的重要自信源泉。
教育中的数据主义是一种定量导向的教育评估方式,数据至上的教育思维模式,算法驱动的教育决策范式。由于万物互联导致全球数据洪流产生,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数据处理效能,教育问题促发教育数据价值凸显,行业领域树立数据驱动实践榜样,智能趋势激发教育数据使用热情等因素,教育数据变得有源流、有根基、有需求、有示范、有前景,最终使教育中的数据主义孕育而生。教育中数据主义的张扬具有双重效应,表现在教育数据自身是真实还是虚假,教育数据表征维度是整体还是局部,教育数据采集是合规行径还是安全威胁,数据驱动教学实践是计算还是算计,教育数据智能旨在帮助还是控制。为规避教育中数据主义的负面效应和技术陷阱,应坚守正直纯正的教育数据使用动机,倡导数据理性与主观感性双轮驱动,优化教育工作者的数据素养能力建设。
礼乐蕴含恒常至理,亦赋有生命之情。礼乐制度并非乌托邦,而是曾为中华文明奠基的国家重器。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但礼乐在历史中的流变导致其功能偏移。从当下来看,无论是社会共同体之凝聚抑或个体生命之通达,礼乐教育都是当代之亟需。古典礼乐教化的现代重建需要重构全面的礼乐体系,营造雄健的礼乐教化,以“礼乐”融合人文课程。
制度化精英主义重视关键少数精英作用的发挥,是我国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和进行高等教育治理的一种价值理念。从实践效果看,制度化精英主义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治理效能,促进了高等教育治理中国模式的形成。同时,制度化精英主义也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分层的固化、资源配置的失衡和校际质量声誉的巨大差距。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一方面应继续坚持制度化精英主义,另一方面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融合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发展基于市场竞争与校际合作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
在我国现有教育体系下,中职学生一般被视为学习习惯和学习行为有待改进的学生,“混”的普遍存在使学生管理成为难题。采用扎根理论探究中职学生情感的发生机制,发现中职学生的“混”是源于对教师的不接纳,而接纳需要持续地被尊重和有效的情感交互,基于此情感才得以累积并达到亲其师、信其道。道应是有效的具体行为规则,规则可导情、生情和驭情,长期处于情规治理下的学生由量变走向质变,其“情”也得以升华。这个过程体现了情感治理的两条路径:一是以积累的情感为基础,在恩与报的作用机制下让“规”得以有效实施,使学生从“混”走向学;二是对“规”的长期坚持是在情感与理性的作用机制下实现自愿学习,学生从他治走向自治。情感治理路径的演变具有普适性,而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情”与“规”需有效合一。
1870—1920年是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从试验到扩张的关键期,人们围绕男女同校是否危害女性健康、女大学生婚育率下降是否会造成种族自杀、性别化课程是否合理等问题展开了三次大规模争论。一方以女性的生理特征为由反对男女同校,提倡培养贤妻良母,主张女性学习与其性别相适应的课程;另一方从经验事实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出发支持男女同校,反对固化女性性别角色,主张男女学习同样的课程,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争论表达了不同群体对女子高等教育形式、目的和内容的不同看法,折射了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冲突。争论促进了美国女子高等教育观念的变革和实践的发展,间接推动了美国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最终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
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职业教育政策,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基本定位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普职并举下的模糊定位、层次化凸显的摇摆定位、类型化发展的明确定位三个阶段。在不断的探索中,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方向逐步由教育层次转变为教育类型。分别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与历史观出发,通过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有关政策,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基本定位政策演进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诱致性因素为主体利益因素与社会观念;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对我国职业教育基本定位政策变迁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展望未来,应遵循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内在要求,用完善的政策体系与有效的行动方案,为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中国特色现代教学论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40余年的发展,教学论学科经历了显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困惑发展的低迷阶段、综合发展的重建阶段。教学论在理论探索方面,作为教育学的下位学科,有过显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在面对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挑战时,又经历了困惑发展的低迷阶段,根本原因在于教学论研究者沉溺于教学理论建构,缺乏对教学实践真正的研究。新时代背景下,面对课堂教学改革的挑战,面对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机遇,教学论学科建设应坚持实践取向,调整研究方向,深化研究内容,加强学科体系重建。
国际教育有助于提升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英国作为世界国际教育市场的领军者,其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因是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为“全球英国”战略助力。脱欧和疫情给英国国际教育带来巨大挑战,脱欧使得英国国际教育科研资金紧缩、科研人员流失、国际学生数量增速减缓;疫情使得人员流动与国际教育项目大幅减少,转移至线上的国际教育难以满足高品质教育需求。为应对脱欧,英国通过开展系统间多层次合作互动、确定国际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市场来建立积极持久的全球伙伴关系;为应对疫情常态化,英国通过提升国际教育管理服务水平、创新国际教育输出形式来优化国际学生体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国际教育,适当借鉴英国国际教育发展的经验:开展多方合作,建立积极伙伴关系;与我国外交发展战略相结合,以全球视野完善国际教育市场布局;提升国际教育管理服务水平,优化国际学生体验;创新国际教育输出形式,探索实施新路径。
学校布局调整督导评估是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我国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在长达20年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由教育督导机构牵头实施、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自下而上逐级填报、定期公示结果的督导评估框架体系,但还存在着督导评估价值取向有待明晰、督导主体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督导评估数据质量管理亟须改进、督导评估结果运用效能尚需提高等问题。展望未来,该项工作应创新督导评估理念、提升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水平,扩充督导评估主体、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优化督导评估方法、构建互联共通监测平台,善用督导评估结果、健全持续改进保障机制。
